我们生在互联网的发达时代，出个国学习、经商、郊游，换个省份游玩，是多么普通的事情。用手机预订一张飞机票，说飞就飞！ 但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别说英语，在普通话都不普及的古代，怎么和语言不通外国人交流呢？
 
其实"翻译"这个职业是自古就有，古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语言肯定也是不一样的，在交流时必须有翻译，这是古人很早就需要克服的一个问题。
 
早在周代，周朝政府就有"象胥"这一官职，这个职位负责接待各国使者，因此"象胥"也是中国有文字记录以来最早的翻译了。
 
而在《礼记》中也记载了对于翻译的表述，当时对翻译的称呼有四种，是根据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区分的，分别是"东方曰寄，南方曰象，西方曰狄鞮，北方曰译"。也就是说
 
翻译东方语言的人叫"寄"。
 
翻译南方语言的人叫"象"。
 
翻译西方语言的人叫"狄鞮"。
 
翻译北方语言的人叫"译"。
 
不过由于古代中国国力强盛，基本上都是外族使者学习汉语，外国与中国的官方文书也基本都是使用汉字。但是为了翻译佛教，大量的佛教徒开始学习梵文，而"翻译"一词就是佛教徒发明的。为了翻译佛经，一些翻译上的准则也应运而生。
 
 
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（玄奘法师为了翻译经文，刻苦学习梵文）
 
到了宋元时期，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强大，翻译工作日趋繁荣。到了明代，明朝政府在永乐年间设立了"四夷馆"，专门用来翻译外国文件和培养外语人才。
 
据《大明会典》记载："凡四方番夷翻译文字，永乐五年设四夷馆，内分八馆，曰鞑靼、女直、西番、西天、回回、百夷、高昌、缅甸，选国子监生习译。正德六年增设八百馆，万历七年增设暹罗馆"。
 
由此可见，当时的明朝政府已经十分重视翻译工作。而当时人们学习外语的方法也很简单，就是拿汉字标注读音。比如"happy"，就标注为"嗨皮"，相信这种事大家小时候学英语时都干过，古人就是这么学习外语的。
 
 
 
但其实相比于中国人学习外语，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情况更加多一些。
 
在此不得不佩服一些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，这些人为了传播上帝福音，千里迢迢来华自学汉语，而且还要熟练掌握文言文，并且还是在没有任何教材的条件下学习的，甚至还要掌握方言，这要克服多么大的困难才能完成的事情啊！
 
但是那些来华传教士却硬是学会了汉语，在明朝末年，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协助中国的士大夫翻译了一系列西方巨著，例如《圣经》、《几何原本》就是在明末被翻译成中文的。
 
 

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（利玛窦）
 
而在西方则早就出现了汉语教材，这些教材大多是在明朝末年编著的，基本都是用拉丁文教授汉语。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伟烈亚力，他就是依靠这些早期的教材学习的汉语。
 
伟烈亚力不仅会汉语，在来华之后他还学会了蒙古语和满语。他与中国学者李善兰、华蘅芳、徐寿、徐建寅等人积极合作，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。
 
1862年，清政府成立了京师同文馆，专门用来培养外语人才以及教授西方先进科学知识。同文馆最初只设有英文课程，后来又开展了法文、德文、俄文、日文等课程。同治六年又添设算学馆，教授天文、算学。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校务总管。
 
丁韪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，他也在美国学习的汉语，后来赴华传教，多次在中美谈判中担任美方翻译。在华期间他主持翻译了《万国公法》，帮助清政府更好的熟悉了国际关系，从而得到清政府的重视。
 
在京师同文馆成立后，丁韪良受邀担任总管。京师大学堂（北京大学）成立之后，他又担任首届总教习，地位类似于校长。后来在义和团运动中，他与清政府发生矛盾而被排挤回国。不过他随后返回中国，并准备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筹建大学堂，但是筹建行动并不顺利。
 
此后他回到北京，创立北京崇实中学（北京二十一中学）。1916年12月17日，丁韪良下厨房时在北京去世，与妻子同葬于西直门外的一块墓地。
 
丁韪良在华期间对中国的近代化发展确实有所贡献，但在义和团运动期间，他主张严厉镇压义和团，并要求用以牙还牙的手段去报复那些杀害传教士的行为，他的这些言论曾遭到美国媒体的反驳。
 
由于他跟清政府不对付，因此在日后北大的校史中几乎看不到丁韪良身影，但这个人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。
 
然而我们不禁感叹时代的变迁，进入21世纪，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更加广泛、高效大国影响力不断加强。现在走出国门，即使不精通英语，只需要携带一部智能手机，或者，一个小小的同传翻译器就可以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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