翻译从来不是中立的。每一个译者的选择——从词汇的取舍、句式的重构，到语气的调整——都在无形中重塑原文的基因。当海德格尔的“Dasein”被译成“此在”，当《论语》里的“仁”在英语里变成“benevolence”或“humanity”，原词的哲学重量已被悄然置换。这不是语言转换，而是一场温和的篡夺：译者的文化立场、意识形态，甚至个人偏好，都会像手术刀一样，剖开原文的躯体，再按照目标语言的逻辑重新缝合。

这种暴力性在殖民史上尤为赤裸。19世纪的欧洲传教士在翻译非洲土著语言时，会刻意用基督教术语覆盖本土信仰词汇，使“神灵”变成“魔鬼”，“祭祀”变成“迷信”。翻译成了文化征服的软性工具——它不直接焚烧书籍，而是用另一种语言的语法规则，重构一个文明的叙事方式。即使今天，当西方媒体将中文的“韬光养晦”译成“hide capabilities and bide time”（隐藏实力，等待时机），原本的中性战略术语立刻被镀上一层阴谋论的色彩。语言在此刻成了政治的共谋。

更隐蔽的暴力发生在日常。字幕组将美剧中的黑人俚语“Ain’t nobody got time for that”翻译成标准汉语“我没空理这个”，抹去了其背后的阶级与种族印记；而把中文网络流行语“躺平”机械译成“lie flat”，则抽空了其对抗内卷的社会批判性。翻译在此成了过滤器，只允许符合目标语言认知框架的意义通过。甚至，当AI翻译将阿拉伯诗歌中的“沙漠”自动关联到“恐怖主义”的语料库时，算法正在执行比人类更高效的歧视。

或许，真正的翻译伦理不在于追求“忠实”，而在于承认这种暴力无法避免——就像本雅明所言，译作只是原作的“来世”，而“来世”注定要背叛前世。但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时，至少可以选择让篡改的痕迹可见：加一条注释，留一处括号，或干脆保留几个拒绝翻译的词，像未愈合的伤口，提醒读者：这里曾有一场语言的搏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