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古代，当互联网和现代翻译工具尚未出现时，人们是如何跨越语言障碍进行交流的呢？

如今，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，出国学习、商务旅行或跨省游览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只需用手机预订机票，便能轻松启程。然而，在普通话尚未普及、外语交流更为困难的古代，人们又是如何与语言不同的外域人士沟通的呢？

实际上，“翻译”这一职业自古有之。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语言差异，是古人很早就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挑战。

早在周代，政府便设有称为“象胥”的官职，负责接待各国使节，这也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翻译人员。《礼记》中更对不同方向的翻译人员给予了特定称呼：东方的称为“寄”，南方的称为“象”，西方的称为“狄鞮”，北方的称为“译”。由于当时中国国力强盛，外族大多主动学习汉语，官方文书也普遍使用汉字。然而，随着佛教的传入，大量信徒开始学习梵文以翻译佛经，“翻译”一词本身也正是由佛教徒所创，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翻译原则与方法。

宋元时期，随着与北方少数民族交往日益密切，翻译活动变得更加频繁。明代永乐年间，朝廷正式设立“四夷馆”，专门负责外交文书翻译和外语人才培养。据《大明会典》记载，该机构分设鞑靼、女直、西番等多馆，遴选国子监生学习翻译。正德、万历年间还陆续增设了八百馆和暹罗馆。可见当时对外语翻译的重视程度。古人学习外语的方式也非常直接——用汉字标注发音，类似今天一些初学者用“嗨皮”标注“happy”的谐音方法，可谓一脉相承。

相比之下，历史上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情况更为常见。尤其值得敬佩的是明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，他们为传播宗教，远渡重洋自学汉语，甚至精通文言与各地方言，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。明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，曾协助中国学者翻译了《几何原本》等西方重要著作，为中西学术交流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西方早在明末就出现了以拉丁文编写的汉语教材。近代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正是凭借这些早期材料掌握了汉语，来华后更学会了蒙语和满语。他与李善兰、华蘅芳等中国学者合作，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，影响深远。

1862年，清政府创办京师同文馆，旨在培养外语人才与传播西方科学知识。最初仅设英文课，后逐渐扩展至法、德、俄、日等语种，并增设算学馆，教授天文与数学。馆务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持，他汉语流利，曾多次在中美谈判中担任翻译，还主持翻译了《万国公法》，协助清政府理解国际规则。

丁韪良后来出任京师大学堂（今北京大学）首任总教习，地位相当于校长。虽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与清政府产生矛盾，但他仍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与现代化，并在北京创办崇实中学（今北京市二十一中学）。尽管其某些主张曾引起争议，但不能否认他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。

回顾历史，我们不禁感慨时代的巨大变迁。进入二十一世纪，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愈发频繁和高效，大国影响力持续提升。如今，即使不精通外语，人们只需一部智能手机或便携翻译设备，便能轻松应对跨国交流，这是古人难以想象的便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