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翻译的世界里，译者常常面临一个根本性的伦理问题：自己究竟应该是透明的“传声筒”，还是可以显形的“再创作者”？ 不同的翻译理念、文化背景和文本类型，使得译者的角色在“隐身”与“显形”之间不断摇摆。

隐身论：忠实至上，译者如玻璃

传统翻译理论强调译者的“隐身性”，认为理想的译者应当像一块透明的玻璃，让读者直接感知原文，而不留下自己的痕迹。这种观点尤其适用于法律、科技等注重精确性的文本，任何主观介入都可能导致信息失真。例如，联合国文件的翻译要求绝对忠实，译者的个人风格必须让位于术语的统一性。然而，绝对的“隐身”可能是一种幻想。语言本身具有文化特异性，译者不得不做出选择。比如，中文的“龙”在西方文化中是否该译为“dragon”（带有负面含义）还是“loong”（新造词）？即使译者试图“隐身”，其文化立场仍会影响结果。 

显形论：译者是创造性主体

相反，许多学者和译者主张，翻译本质上是“改写”或“重述”，译者不可能完全脱离自己的视角。尤其在文学翻译中，译者的显形不仅是允许的，甚至是必要的。例如，林纾翻译西方小说时大量采用文言文改写，虽不“忠实”，却让当时的中国读者更容易接受；庞德英译中国古诗时大胆创新，虽被批“不准确”，却成为英语文学的经典。

这种显形性在本地化翻译中更为明显。影视字幕为了符合目标观众的语言习惯，常需调整幽默、俚语甚至剧情细节（如《功夫熊猫》中的“乌龟大师”台词）。此时，译者不再是隐身的工具，而是跨文化传播的积极参与者。有时候译者会莫名陷入伦理困境种，这是权力与责任的边界。译者的显形程度容易涉及伦理问题，例如：

政府声明或国际条约的翻译是否允许译者调整语气以缓和冲突？面对原文中的种族歧视或性别偏见，译者该忠实还原，还是主动修正？广告翻译为迎合市场而过度美化，是否违背职业道德？这些选择背后，是译者对原文作者、目标读者和社会责任的权衡。完全的“隐身”可能沦为机械的服从，而过度“显形”又可能扭曲原意。

所以驾驭好平衡之道应该是动态的译者角色。或许，译者的伦理定位不应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，而应根据文本类型、翻译目的和读者需求灵活调整。德国功能学派提出的“目的论”（Skopos Theory）认为，翻译策略取决于目标功能——科普文本需要清晰，诗歌需要美感，合同需要精确。

译者既不是完全的“仆人”，也不是任性的“作者”，而是文化的桥梁。他们的“隐身”或“显形”，最终服务于沟通的本质：让不同语言的世界真正彼此理解。